上海究竟如何吸引和留住各方高级人才?

:尚贤达编辑 :2019-01-17 :921次

 
        如果要为近两年中国的城市发展撰写历史的话,那么,城市之间关于人才的竞争一定值得记上一笔。对于上海来说,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这座城市需要的?又该如何吸引他们?
        为此,我们采访了一些选择上海、留在上海的人才,他们之中,有见证上海团队十年发展之路的腾讯副总裁张立军,有在上海找到自己的青年音乐家龚天鹏,有数度转型的生物医药研发人员杜治强,还有刚刚回国的人工智能首席创新官吕昊……
        透过他们的故事,或许我们能够得到答案——能否吸引人才,归根结底是城市的竞争力的高低。做揽天下之英才的“吸铁石”固然重要,如何成为对人才有持续吸附和培养能力的“永磁体”,或许更是应当长久思考的命题。
 
       很少有人像张立军这样,与上海的“第一次亲密接触”不是通过地标、街景、美食完成,甚至不是通过友人介绍,而是由这座城市的管理者构建起来的——“上海的领导和别的城市的领导不太一样。”而这,也成为他对上海最直接、最深刻的第一印象。
2008年3月7日,时任腾讯研发管理部负责人的张立军突然接到公司总办通知,上海世博会网上世博项目需要一个既精于技术、熟知市场,又具备良好沟通协调能力的人来牵头负责,而他是公司认定的最佳人选。为了赶上4月初在巴黎举行的发布会,他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把技术规范做出来。时间紧迫,张立军立刻买了第二天一早的机票从深圳飞往上海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自己在上海一干就干到了今天。
       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那一个月,张立军形容“日子像打仗一样”。每天白天要去世博局开会,晚上回到宾馆还要带着团队熬夜整理材料。两点一线连轴转,虽说是第一次在上海待这么长时间,张立军却从未去过别的地方,甚至没有时间跟工作伙伴以外的人接触。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所有感知全都来自于每天一起开会、研讨、推进工作的政府机构和人员。
    “最深的感受是务实,即使是很高级别的领导,对技术细节的深度关注仍旧超出我们的想象;还有就是高效,每天加班研讨其实是件辛苦差事,但上海的职能部门始终保持很快的响应速度,如果稍微拖沓一点,这样的任务量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的。”张立军感慨,这是当初上海最吸引他、最让他有信心留在这里干事创业的所在。
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,张立军过着往返于深圳和上海的双城生活,他每周五乘最晚的一班飞机回到深圳的家里过周末,每周一再坐最早的一班飞机到上海工作。
有人说,网上世博作为当年世博会最重要的突破和创新之一,不但点亮了世博会,也证明了张立军。从2008年底开始担任腾讯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的他,终于把家也搬到了上海。
对于许多像张立军这样的高级管理人才来说,上海的某些特质的确具有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优势——国际化程度较高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接轨国际的先进理念,对契约精神的尊重、对公平秩序的维护、相对透明高效的政府职能机构以及完备的生活服务保障……都成为他们青睐上海的理由。张立军告诉记者,他们曾经统计过上海分公司内部的中高级管理人才,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把家安在了上海。
       十年间,在这座城市,张立军一路成长为腾讯副总裁、上海十大IT青年和上海市领军人才。他带领的团队也从百余人的上海分公司发展为4500人的华东总部,承载着吸纳国际高端人才的职能。在享受上海魅力对其招贤纳才便利的同时,他依然感受到了这项工作的挑战——上海生活成本较高,人才薪酬个税返还力度比不上其他一些城市,对于人才的认定还不够灵活等等。
       越是头部企业越是需要吸纳大量的国际一流人才。但在国外,很多人加入互联网行业时学历并不高,甚至一些人大学还没毕业就辍学出去创业了,他们的专业水准在整个行业都处于尖端位置,可因为学历不高,到上海却面临人才评定标准的禁锢。“高端人才不等于高学历人才。我们的人才认定手段应该更加灵活,标准也应该像上海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包容、多元。”张立军道出了自己的期待。
 
       吸引人才离不开文化的滋养
      走进武定西路上海爱乐乐团的那幢著名的小楼,踏着木质台阶拾级而上,与历史建筑特有的吱呀声一同传入耳畔的,是三楼创作室里流淌出的激扬的钢琴声——自2014年归国后,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创作的日夜。
      回国之前,关于这位“90后”音乐家的“传说”已经开始流传:1992年出生于南京,不久便显现出其在音乐上的天赋异禀,8岁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,9岁考入世界王牌音乐学府——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预科部,被评委称作“十年未遇的天才”“第二个郎朗”。16岁那年,龚天鹏内心的创作欲望被汶川地震激活,一发不可收,他决定遵从自己的初心,“叛逆”地放弃成为一名职业演奏家的“康庄大道”,转而投向音乐创作。
       这个世界已经不缺优秀的演奏家了,却需要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品,这是我们这一代音乐人的责任。”龚天鹏如是说。大三那年,在一场归国演出的后台,龚天鹏认识了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、常任指挥张亮。2013年5月10日,龚天鹏的第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演出。一年后,他正式加盟上海爱乐。
     “驻团作曲家”的身份让龚天鹏欣喜不已,这样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在世界范围也是罕有的。在国外,即使是最一流的乐团也极少有驻团作曲家这样的职位,一场音乐会能够演奏一两首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已属难得。而在上海爱乐,龚天鹏的本职工作就是一年创作一场音乐会。
“这太幸福了!不但有人演奏你的作品,还有固定工资和生活补贴,更提供给你专业上无条件的支持。”龚天鹏说,“这里是真正长远地去培养、去打造一个音乐家,而不是用完你的作品、合作完一个项目就完了,这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。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,这样的理念都是超前的。”
       上海爱乐给了龚天鹏机会和舞台,而上海则让他“找到了自己”。
纵观历史,大凡能够成为经典一流的艺术作品,从本质上讲都是因为触及了人性本身。在龚天鹏看来,上海开放多元、包罗万象的城市气质与他个人是“心意相通”的。在上海,他不用一下飞机就开始思考“游戏规则”的玩法,也鲜少有“圈子”“流派”的桎梏,更不用仅仅简单地赶潮流。“只有到了上海,我不觉得自己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,‘哧溜’一下就滑进了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世界,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。”在龚天鹏看来,一座城市对人才是否具有吸引力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涵养。
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,一定同时具有“码头”和“源头”的特质,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。“不但为鸟儿提供飞得出去的土壤,更要能吸引飞出去的和在外面的鸟儿回来筑巢。”
 
         氛围就是最好的“吸铁石”
        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,北京度过了33年以来最为寒冷的大雪节气。在鼓楼边的时间博物馆里,“一场有声音的发布会”正在举行。
台上,依图科技的首席创新官吕昊,刚刚发布了自己所在的人工智能企业正式进军语音识别领域的消息。下台后他发现,不知何时自己已被各路记者团团围住,争相抛出各式各样的问题。
        这样的场面吕昊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,却还是被这扑面而来的热情“吓了一跳”。的确,近年来,中国人工智能的赛道上早已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,引领着人们的好奇心,更承载着吕昊这样的人工智能专家的创新梦想。
吕昊拥有美国华盛顿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,毕业后在谷歌从事人机交互研发,曾负责孵化了全球首个基于机器学习的移动端app上线推荐系统,还搭建了谷歌商店的机器学习架构和排序算法。回国前,吕昊已经在美国生活、工作了近十年。
      “其实2015年我就想过要不要回国,结果一晃到了2017年,我才意识到如果再不回来,我可能真的会错过些什么。”吕昊说。
然而,面对国内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版图,究竟该去哪个城市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呢?吕昊没有过多地犹豫和纠结,上海一直是他脑海里的“最优答案”。
2017年11月,上海正式出台《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意见》,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,“智能上海(ai@sh)”行动全面铺开。吕昊接过了曾经的师兄、依图联合创始人林晨曦抛来的橄榄枝,加盟这家上海的人工智能“独角兽”企业。在他看来,上海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具备自己的基础和优势:“就像北京的研究机构多、深圳的硬件基础强一样,人才就是上海的优势。”
      人工智能的竞争说到底是对人才的竞争。根据一份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、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、领英中国联合完成的《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》结果显示,上海的数字人才数量在全国位居首位,对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最为突出。不过,另一份高盛发布的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分布》报告则显示,在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的储备中,中国只有5%左右,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。
      如何源源不断地吸纳更多优秀人才?在吕昊看来,城市是否具备一种“氛围”,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、人才的集聚至关重要:“我说的氛围不是仅仅指在硬件上布局更多的人工智能园区,让大家在一起工作。而是慢慢地涵养一种ai文化,让上海具有人工智能的气质,让来到这里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孤立地做事情,这样的城市才是对ai人才具有内在吸引力的。”
 
金字塔尖上的人不能单打独斗
吕昊强调的“氛围”不无道理,它对人才犹如“虹吸效应”一般的吸引能力,在一些上海发展相对成熟的支柱产业、拳头产业中已经显现,比如生物医药。
2009年,国内生物医药行业迎来发展风口。在美国德州理工大学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,而后又到休斯敦安德森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杜治强回国了。这位有10年从业经验的医生,曾深感医生面对疾病时的无助而远赴异国他乡,转投生物学。由于不甘心在国外“做一颗成熟体系中的螺丝钉”,在跨国药企纷纷进驻中国的当口,杜治强以高等科学家的身份加入诺华中国研发中心,并先后进入强生、安进等国际跨国药企的研发中心担任重要岗位。
在那一波浪潮中,上海的生物医药发展在全国遥遥领先。“要论国内生物医药发展最好的城市,无非就是北京和上海。到2010年,国际药企在上海的布局已经远远超过了北京,上海成了生物医药人才归国的首选城市。”杜治强说,那时在张江药谷,随便走进一家餐馆或咖啡店就能遇到同行,听见隔壁桌的谈话就能知道行业内的最新讯息、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,“就像一块吸铁石一样,吸引过来的都是同类,能为这个行业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”。
这些年来,杜治强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。而这背后折射的,是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,以及无处不在的变化和竞争。对于生物医药类的高端人才来说,“国外—国际药企的中国公司—国内企业”是一条有迹可循的发展路径,杜治强也不例外。去年他加入仁会生物,成为这家中国药企的研发副总。
回国十年,杜治强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。几次踏在行业发展转型的鼓点上,他有了更多反思。
他见过许多在海外“镀金”之后,回国准备坐享其成的所谓“高端人才”,却因为不能适应国内的竞争、加之缺少情怀和责任感,又回到国外的例子。“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现在和未来的成功。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高端人才,要看他是否能够有效地为这个企业、这座城市创造最大的价值。”杜治强说。
高端人才之所以对城市竞争力贡献很大,是因为他们进行的某些科研活动、创新活动能为城市带来许多很难被别人模仿的“垄断利益”。然而,科研和创新都要依靠团队,高端人才需要中等人才和核心人才做辅助,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杜治强团队最近流失的一个得力助手就让他苦恼不已——一位研究人员因为房价因素,而选择回河南老家的一家药企工作。
对此,杜治强很是遗憾:“对于站在金字塔尖的高端人才来说,过高的生活成本也许短期内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,可对于收入没有那么多的中等人才和核心人才来说,就影响巨大了。这些人走了,谁来辅助高端人才发挥作用呢?从长远来讲,高端人才也是从中等人才和核心人才成长起来的,如果一座城市留不住这些人,又怎么能培养出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呢?”
 
一座伟大城市的特质是什么?
解放日报•上观新闻:在您看来,上海对高端人才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?
陆铭(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):除了人们常常提到的包容开放、务实高效、公平创新等特质之外,我还想强调两点:首先,上海是长江的入海口,在它身后有一个巨大的长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,这个地理优势在中国是不可取代的,今后优势会更加凸显;其次,上海人口基数大。一些国家级的展会和世界一流的演出为什么放在上海?这和上海的人口基数大不无关系。就像许多世界顶级的医生愿意来到上海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儿能让他接触到许许多多、各式各样的病例,是一个道理。
不过,我们还是应该怀有危机感。上海要认清自己在整个国家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,要起到引领作用,也需要多谈问题。
 
解放日报•上观新闻:采访中,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生活成本提高对于人才吸引的影响。对于人才,尤其是作为拥有高收入的高端人才来说,一线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仍会成为左右他们选择的重要因素?
陆铭:当然。高端人才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作用显著,上海要吸引他们,在大陆面临北京、广州、深圳,甚至杭州、成都等城市的竞争;在大陆以外,短期内至少面临香港、新加坡和日本的竞争。再往后若干年,还要与纽约、伦敦竞争。
我常常说,城市间竞争主要看两个变量,一个是收入,一个是支出。远的不说,以香港为例,上海的人均收入水平是香港的三分之一,而住房和服务的支出已经逼近香港的消费了。上海住房价格跟香港的差距在缩小,而服务成本有的甚至比香港还高。比如保姆价格,在上海请一位住家保姆每月的费用是6000元-8000元,而香港平均是4300港元。
对于高端人才来说,他的收入越多,对服务的需求和消费就会越多。在美国的城市,一个高端人才进来至少带动5个工作岗位,一个医生,一个律师,后面三个分别是餐馆服务员、家政服务员、超市售货员。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人数比例大约是1:1。
所谓的低技能劳动者如果谋生越来越难、流入越来越少,势必带来服务价格越来越贵;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提高了、生活质量下降了,他的生产效率也会下降,这座城市对于他的吸引力就会下降,如果还有别的更优选择,可能他就走了。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,一些高端人才留不住,或许也和低技能劳动力不足有关?
 
解放日报•上观新闻:在目前城市容量和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,上海到底需要吸纳什么样的人才?
陆铭: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问题,是假设我能够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把人分成高、中、低三档,但实际上究竟该怎么界定谁是高端人才?我前两天在外面调研,接触了两家企业。第一位企业家是初中学历,搞土地开发,生意做得很大;第二位企业家是个农民,从制造业发家,现在开始从事文创,如舞台剧、音乐剧等。你说我怎么界定他们是高端还是低端?是看学历、看资产,还是别的什么标准?好,就算能够界定,那我接下来想问,十年前、二十年前他们又在干嘛?
 
解放日报•上观新闻:很多年前您就提出,我们现在是不是只欢迎“国际巨星麦当娜”,却不欢迎“成名前的、年轻的麦当娜”。在您看来,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?
陆铭:是的。十年前,刚才说的那两个企业家或许只是普普通通的住在地下室的北漂、沪漂、深漂,他们能够成为大企业家的关键,就是因为这里有市场经济的土壤。现在许多城市都想引进尖端人才,都想要国际巨星麦当娜,却不想要年轻的麦当娜,因为年轻的麦当娜可能就在酒吧里唱歌,住在地下室里。但是你怎么知道现在地下室里住的人不会是以后的麦当娜?
好吧,也许你会说,可以等年轻的麦当娜成了国际巨星麦当娜再请她回来,可你要知道,也许年轻的麦当娜离开这座城市就成不了国际巨星了,因为就算她有潜能,也失去了学习进阶的可能和跟市场对接的机会。一个行业的人群结构一定是像金字塔形状的,麦当娜要从底座不断通过市场竞争淘汰,到塔尖才能出现,底座拿掉,麦当娜就没有了。
 
解放日报•上观新闻:所以,我们在强调吸引高端人才的同时,增强城市对人才的吸附能力和对潜在人才的储备、培育能力,也应是题中之义。
陆铭:我始终认为,一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城市,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能为穷人变成富人、巨星,提供各种可能与机会。(来源:上观新闻 雷册渊)